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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表述和诠释正确,成文法就是好的和有约束力的;如果表述和诠释不正确,那么成文法便不具有约束力。

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，立以为天子，使从事乎异同天下之义也……。在中华法系上，可谓独树一帜矣!要之儒家之论法也，皆以道德为体，以法律为用，在法学派中，属于自然法学派(即理性法)，而与道、墨二家之学说，颇有相同之点。

名也，时也，似也，类也，比也，状也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别名家与法家，而实则名与法殆不分离。又曰:顺天意者，兼相利，必得赏。在公法上则由自然法而进于人为法，在私法上则由宗法而衍为国法。(所谓罗马式法系者，盖原来之罗马法系，业已中断，现代法系上，仅有罗马法之形式而已。

故法之意义，实为人类行为之模范，以示物之准则。盖古代初民社会，所有权制度未确立，婚姻从其习惯，所谓民事诉讼殆甚稀，所有讼狱，皆刑事也。……故唐之有律，岂唯当时之制而已哉?三代之后，管理之法式未有逾此者也。

我们要遵行遗教，大规模的兴办国营及公营事业，以发展国家的资本，一方面展开对于人民福利的工作，如《建国大纲》第十一条所定:土地之岁收，地价之增益，公地之生产、山林川泽之息、矿产水力之利，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，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，及育幼、养老，济贫、救灾、医病、与夫种种公共之需。《唐律》的内容，很多沿袭《汉律》的地方。那一部更定的《大明律》，一共有三十卷。程颐解释谓:君子观山下有火，明照之象，以修明其庶政，成文明之治，而无果敢于折狱也。

然则应如何呢?我以为应该遵照遗教，创建民族生活本位的法律。此外如《康诰》《酒诰》《柴诰》等，则对于饮酒、不孝不友、及诈欺窃盗等罪的处罚，也有所述。

人有小过，校而灭其趾，则当惩惧，不敢进于恶矣。但是如果到现在还以为礼治与法治应该合而为一，甚至以法律为表示礼治之用，那却断断不可。《尸子》:天下之可治，分成也:是非之可辨，名定也。又曰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。

至于意有所不瞭，文有所不明，考之群书，遍及故牍，犹未晓彻，及求诸《唐律》，而后因革之迹，变通之意，昭昭明矣。政府要有能，人民要有权。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，便要提倡民族主义，用民族精神来救国。其实，像董仲舒这类儒者，原意不一定出于迷信，大概是要王者法天，法自然，以主德行仁而慎刑罚，也就是节制君权滥用的意思。

积五千年的治乱兴亡，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耻，忍辱负重的德性。(注:邓析造刑法，书于竹简。

其后襄公九年,《传》称宋使乐遄庀刑器。英美法系至今仍以判例法为基础，许多问题没有整齐划一的法典可据，而须求之于判例，至有法院造法之称，这在一般人看来，又何尝不是一大的缺点呢?我们中国法系成文法典的成立，远在《罗马十二铜表法》公布之前，身分的规定，虽然也有过差别，但从没有象印度法系和罗马法系那样的严厉，至于宗教的色彩，更可说是绝无。

又云:以嘉石平罢民(注云:嘉石，文石也，树之外朝门左。获之纯利，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占其半。苏林注云:'李法，狱官名也，《天文志》左角李，右角将。一刺日讯群臣，再刺曰讯群吏，三刺曰讯万民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，循礼者未足多也。监察、考试两权，是国父所新创制而为我国民政府所特有的，成立十余年来，已有不少的成就。

再者，历代的所谓律，我们不可误认其范围为如今之刑法，例如《唐律》卷一名例，不仅为关于刑法之总则，同时亦为关于一般法律的适用法;卫禁、职制、厩库、擅兴，则属于行政法规;户婚属于民事法规;贼盗、斗讼、诈伪、杂律，乃可谓实质刑法;捕亡、断狱，则属于诉讼法规，监狱法规、及关于法官违法失职之惩戒法规。《疏》云: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，治狱之吏，皆有严威，恐狱吏亵，故不使命夫命妇亲坐。

所以由他来攈摭秦法，取其宜于时的，制为法律，这对于他是很适宜的任务。再者，节制资本，并不止于抑止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，同时还须发展国家资本，发展国家资本，就须由兴办国营事业及公营事业人手。

使民畏罪迁善，而吏不敢舞智御人，鞭笞斧钺、礼乐教化相为表里。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辞，勇者弗能争。

王叔之宰，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庭，土匈听之。《慎子·君人》篇:有权衡者，不可欺以轻重，有尺度者，不可差以长短，有法庶者，不可巧以诈伪,《商君·壹言》篇,不法古，不修今，因世而为之治，度俗而为之法。《疏》云:民讼，六乡之民有争讼之事，是非难辨，故以地之比邻知其是非者，共正断其讼。过去那样的维护礼治，当然也有它的正当的估价。

这是说法律应该不分贵贱，一律平等的。而古今律之得其中者亦为唐律，谓其尚得三代先王之遗意也。

《七法》篇: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，犹左书而右息之。……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。

《韩非子·定法》篇: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赏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罚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从前有好多读书人，一提到礼，便联想到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及群经中之所谓礼。

我们中国一向没有特别有势力、象欧美天主教基督教那样的宗教，可是宗教自由，释道并存，而儒家学说巍然为人民生活思想之中心，彼此不相妨斗，甚至相容相成，这又是欧美人士所难以想象的。莫不凭黎元而树同宰，因政教而施刑法。现在战事既已结束，今后各种产业的发展，自是必然的趋势。《管子·任法》篇:圣君任法而不任智，故身佚而天下治。

唯以上所引述，非谓现代之一切制度，在我国古代均已无所不备，但可证明在当时已有相当的概念和类似的创制，亦可见吾国法律方面发达的悠远了。人人如可以放纵态肆，必至于强凌弱;众暴寡，人人谨守法定的界限，始可以达到人人都有自由的境域。

仲秋之月，乃命有司申严百刑，斩杀必当，毋或枉挠。自是各国相率在我国内取得领事裁判权，迨义和团事件以后，清廷乃有改革法律的动机，光绪二十八年派沈家本、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，至三十四年告竣，是为大清现行刑律。

三刺复有云:以此三法者，求民情，断民中，而施上服下服之罪。命理(治狱之官)瞻伤(损皮肤)、察创(与疮同)、视拆(损筋骨)、审断(骨肉皆绝)，决狱讼，必端平，戮有罪，严断刑。